20 万新闻大军为何没有一个是“吹哨人”？

现在全国的新冠肺炎发病率、死亡率都呈现出下降趋势，似乎防疫抗疫的拐点已经到来了。回顾疫情发生前后的情况，一个令人惊奇的事实是：全国 20 万新闻从业大军竟然无一新闻单位在疫情发生之初发出预警的报道！也没有一个记者当了“吹哨人”！问题出在何处？是哪个环节起了“中梗阻”的作用？如果新闻界以及全社会不能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多年后下一个疫情来临的时候，就会依然重蹈覆辙。17 年前，我们曾经经历了 SARS 的冠状病毒流行病，但 17 年后还是没有运用好 SARS 的经验、吸取有关的教训。

本文最初发表于前新华社资深记者顾万明所运营的微信公众号“大社老记有话说”，但该文章现已被删除。顾万明，1969 年从上海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知青，1977 年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学习，1982 年起先后在新华社黑龙江分社、广东分社任记者职。后于 2011 年退休。

现在人们都知道了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第一个发出预警信号的是医生李文亮，而且他为此献出了生命的代价，人们歌颂他是英雄。媒体作为社会的专业预警公器，记者作为专业的“吹哨人”，为什么本次疫情预警媒体缺位了？几乎全国媒体的记者无一人成功当了“吹哨人”？这是新闻专业的悲哀，也是社会的悲哀。

李文亮在医院知道疫情、在朋友圈发出信息后，如果有记者及时去采访他，发出报道，灾情就会大大减少。多年来各地都重视打造传媒业，传媒得到的投资比哪个行业都多，传媒的硬件、软件都相当先进，很容易把疫情传播到更大的范围，可以让全国防疫部门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可以让全民及时知道疫情真相人人预防，本次疫情就不会如此严重。可惜的是疫情下全国传媒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据全国新协统计，截至到 2015 年底，全国共有 208,126 名记者持有有效的新闻记者证。按媒体类别划分，报纸记者 82,198 人、期刊记者 5,411 人、通讯社记者 2,599 人、电台电视台（含新闻电影制片厂）记者 116,735 人、新闻网站记者 1,183 人。这支队伍不可谓不大了，现在的文字、摄影、广播、网络记者的采访装备不次于世界各国记者的水平。但我们新闻界在新闻体制上、观念上、记者队伍的培养、考核上等都存在不适应新时代要求的问题。

新闻媒介是社会的公器，记者是是最强有力的“吹哨人”。老记相信全国 20 万记者一定会有人在去年年底至今年初，得到了有关武汉疫情的消息，在武汉官方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疫情是造谣”、“病毒不会人传人”后，一定有记者坚持自己深入到医院，采访医生、专家，到现场看医疗抢救的情况，写出了报道。就是在当时疫情不明的情况下，不便发公开新闻，记者也可以发内参上送各级领导机关，后果也会大不同了。太可惜了！那么，这些预警的新闻消失在什么环节上了呢？

老记认为新闻“吹哨人”疫情的预警信息一定消失在以下环节上了：

一是新闻观念不适应时代的要求。

新闻的定义是新鲜的、有价值的事实的客观报道，它是不以政治观念、集团利益而转变。发现新闻、报道新闻，本来是媒体的职责。媒体的报道常常可以提醒社会，在灾情暴发前起到预警的作用，使灾难不至于那么严重。如今媒体的职能、舆论环境变了，写什么、怎么写、何时发、何时不发……媒体没有自主权了，一切都要服从政治正确的新闻观念，要以一定时期的官方意志为转移，凡是领导机关、上级不同意的都不能报道。长此以往，媒体领导层明白了新闻自主权是没有的，在此问题上是不可能争取的，否则就是政治错误。

于是媒体的领导被这样的新闻观念困住了手脚，他们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鼓励记者去当新闻的第一发现人，对记者根据自己的暗访、私访写的报道，常常不客气就毙了。于是记者在许多次预警报道被枪毙后，就没有了目光、嗅觉，不再去喊“狼来了”，有一天狼真的来了。

本次新冠肺炎武汉市、湖北省领导机关的新闻发布会说“疫情是谣言”、“病毒不会人传人”，媒体领导绝不敢发与此不同观点的报道，一些记者的预警新闻就死在媒体老板的手中。媒体这个专业时下成了最不专业的。报纸、电视、广播、网络报道什么，怎么报道都有上面安排好了，媒体自己都不用动脑筋了，派记者跟着上头的安排去采访就是了；记者也不用自己去发现、寻找新闻了，跟着上头组织的采访团走，不会吃闭门羹、遭白眼，还吃香喝辣；媒体成了最好混的单位。甚至有记者在参加采访活动后，活动的组织者就发给记者一份新闻通稿，要求记者一字不改、署上自己的名字发表就是了。记者真的成了“记者”，人家怎么说，记者就怎么记，也不管对错。记者好当了，媒体好混了，该预警也不预警了，灾难就降临了，社会就倒霉了，人民就遭殃了。

如果不要求新闻完全正确，如果允许记者报道在事实基本正确的情况下，允许有一些出入，记者就敢写了，情况就不同了。预警性新闻本来就是在情况还没有完全清楚、疫情还没有完全爆发时的一种可能的信息，如果不是只从严控媒体出发，尊重公民的知情权，本次灾难就会不同了。任可喊“狼来了”，狼没有来，忍可“吹哨人”吹哨误惊醒了梦中人，也要比灾难来了束手无策强得多，后果小得多。

一些新的新闻规定也影响了记者对预警性新闻的采访报道。过去地方上发生重大事件，全国的重要媒体都会蜂拥而至，一定不会漏了新闻。有些驻地新闻单位与记者由于长期在一个地方工作，与地方有了各种利益关系，他们常常不敢发与地方领导部门观点不同的报道，更不会发批评性报道。允许全国、外地的媒体到突发事件发生地采访，可以打破地方保护主义，使重大灾情、疫情、突发事件不致于漏发。但前几年新闻管理部门的不准外地新闻媒介在全国采访报道的观念影响了预警性新闻的传播。

二是新闻体制不适应时代要求。

现在全国所有的媒体都是国字头，都有一定的级别。全国的媒体是部级或副部级；省市的媒体是厅级或副厅级；地市的媒体是初级或副处级。这样媒体的头儿上面都有比他地位高的领导或机关，在政治正确观念下，媒体的头儿一定对上级领导讲忠诚，以上级的是为是，以上级的非为非，言听计从，是不敢自己对地方大事自作主张的。在疫情这样的重大事件上，媒体领导一定紧跟地方领导，在地方领导隐瞒疫情时，地方新闻单位一定不会发表疫情。

由于新闻单位在这样的级别体制下，媒体的头儿必然对提高专业水平没有兴趣，许多媒体人一心想着搞好领导关系，以便日后提拔，更不会允许记者写地方的批评性报道。一些全国驻地方的媒体的头儿也竭力讨好地方，与地方领导打各种关系，以便在今后调动工作时到地方谋一官半职。有的媒体为了在地方得到财政、土地等的帮助，也竭力巴结地方领导，以发表政绩报道为交换。如此这般，媒体还怎么会讲真话，记者怎么会当“吹哨人”？

在这样的新闻体制下，现在在媒体上很难看到有批评性报道了。新闻要有一定比例的批评性报道，这是几十年主流的新闻观，是被正统新闻理论确认的。这一个时期以来，很少见到有强调新闻要发挥批评武器的作用了，媒体主管也嫌发批评性报道麻烦。发表扬性报道可以讨好地方领导与机构，而发批评性报道常常反受批评，长此以往谁还愿意去搞采访、写稿、审稿、发稿都麻烦，多有可能通不过的批评性报道？于是报纸上的批评性报道没有了，批评报道仿佛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报纸上即便有些偶尔看到的批评性报道，大多是批评基层的，稀有能触及有点儿层次的批评性报道。

于是批评性报道、揭露社会问题的报道让私媒体做去了。而在不久的过去，报纸是批评性报道的主力。报纸是最老的、历史最悠久的媒体，它主要是公权力办的，过去公信力也是最强的。想当年许多批评性、揭露性报道真实与否，就是其他媒体报道了，读者也是以报纸报道与否来确定它的真实性的。如今读者不再这样认为了。

新闻媒体这样的体制不改变，再强大的新闻队伍、再先进的设备都没有用，新闻媒体还是不能及时发出预警性新闻，记者仍然不会当“吹哨人”！

三是记者培养、考核制度不适应时代要求。

社会上看记者很风光，其实现在记者没有地位，沦落到打工仔的地步。他们在新闻媒体就是一个码字匠，媒体的头儿就是记者的老板，记者没有应有的地位。他们在单位没有独立的发言权，一切都要以媒体的老板的是为是，以老板的非为非。在选择报道主题、报道什么、怎么报道等方面都没有独立自主性。在一些新闻单位如果记者与老板观点不同，发生争执，就会立马被炒鱿鱼。这样记者就不能真正发挥在传播新闻、批评时弊中的作用。

记者是特殊的生产精神产品的行业，应该研究发挥记者独立自主作用的培养机制，尊重记者工作的自主权。40年前，那时的记者不管是全国的还是地方的，都是属于干部队伍。我们在新闻单位有很大的讲话权，在报道什么、怎么报道方面，新闻单位领导是很重视记者的意见的，甚至允许记者与领导有不同意见，允许争论得脸红耳赤。这些好的传统都是应该继承的。

如今各媒体对信息的需求量大增，在考核政策上向写稿数量倾斜。记者写一般性动态消息多的稿费多，有利于职称评定，而写深度报道的记者废时间、稿费少，评职称难。这样记者就把精力放在赶场子上，不去搞深度报道、批评性报道，像费劲的灾情、疫情的真相的报道都是要花大力气的。改变记者的培养、考核政策是非常重要的。

新冠肺炎防疫抗疫还没有结束，媒体、领导部门总结代价沉重的教训，接受现代行政、大众传播媒介的先进理论，对疫情、突发事件按现代行政、传播媒介理论的研究成果、发现的规律，去处理、解决好，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